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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1:21 2024年11月27日 星期三

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说,中国在强迫采访中利用他们被拘留的家人


新疆的一处再教育营。
新疆的一处再教育营。

中国政府媒体在一系列单独的视频中显示,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的那些在新疆的家人据称谴责他们被拘留是宣传,但是这些美国维吾尔社区成员对此表示怀疑。

这些维吾尔人说,他们的家人在消失多年后,现在正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与他们接触,劝阻他们公开反对新疆地区的镇压行动。

居住在美国的一名维吾尔人萨米拉·伊敏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日报》本月早些时候在其推特帐户上播放了她的父亲伊敏詹·西丁在中国拘留营失踪两年多后的视频。西丁还通过微信联系了伊敏,否认了他曾经遭到拘留,并告诉他的女儿,她被“被反华势力欺骗了”

波士顿27岁的医务人员伊敏对美国之音说:“在我们第一次在微信上的在线对话中,在(近)三年后,他要求我删除过去的帖子,不要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应用上发表任何东西。” 她说,她确信她的父亲受到中国当局的胁迫,要求她停止支持维吾尔的活动。

她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我父亲来控制我的行为和思想,这是不可接受的,” 她还说,“我希望我父亲不受任何形式的国家监视。我想和他正常交谈。”

在2017年年中被捕之前,西丁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学院的中国历史专职教授。同时,他还拥有一家名为伊敏出版社的出版机构。该机构自2012年成立以来,已出版了近50本有关语言、教育、技术和心理学等主题的书籍。

伊敏说,她几个月都不知道父亲的下落,直到2019年,她在北京的熟人说,父亲被关进了一个所谓的“再教育营”。她被告知,西丁在秘密审判中因“煽动极端主义”被判处15年监禁。

此后,伊敏运用社交媒体的力量来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并要求释放她父亲。她说,父亲因出版一本阿拉伯语语法书而被捕。

今年1月,36岁的库扎特·阿勒泰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一段视频中找到了父亲梅米特·卡迪尔。这位68岁的老人失踪了大约两年。

“长达两年,我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突然间,我看到我父亲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谴责我,说我应该停止我的激进主义,否则他会断绝与我的血缘关系,”阿勒泰补充说,他的父亲看起来半身不遂,明显是在背稿子。

这位年轻的维族活动家于2005年逃离新疆,搬到维吉尼亚州的麦克林(McLean),在那里他领导着维裔美国人协会(Uighur-American Association)。他父亲在2018年2月的一条语音留言中告诉他,中国警方将他带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个拘留营后,阿勒泰开始了自己的支持维吾尔的活动。

阿勒泰对美国之音说,“我父亲是一个健康的退休商人,他不需要任何技能培训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而中国声称再教育营的目的是培训技能。他有能力创造工作,而不需要工作。但他们还是拘留了他,”

他相信自己的父亲是被迫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他说:“我要求中国让我的父亲来美国作证,就像他在《环球时报》视频中所做的那样。”

人权组织说,中国自2016年底开始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监视和任意拘留。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要求“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可能关押多达100万人的地区。

然而,中国政府拒绝了有关其在新疆开展“再教育中心”活动的指责。中国官员称这些再教育营为“职业培训”设施,面向那些暴露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思想”的人。在其他场合,这些官员还说,这些再教育营教授人们从事新工作所需的技能。

美国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亚太区活动经理弗朗西斯科·本科姆(Francisco Bencosme)对美国之音表示,越来越多的视频来自新疆,这是北京针对在海外为维吾尔人民游说的维族发声者的最新“骚扰”行动。他说,他的组织已经记录了许多这样的案件,这些案件“真的令人心寒,令人极为担忧”

本科姆说,“他们只是一个更大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中国使用逼供和对家庭成员的胁迫来让活动人士闭嘴。”

网络骚扰

据维吾尔人权项目全球倡导主任路易莎·格雷夫(Louisa Greve)说,试图破坏海外维吾尔人声音的行为已经对维权人士造成了损害。她说,他们是“这次彻底迫害的次要幸存者”,其中许多人正遭受创伤。

“他们总是陷入恐惧和内疚的两难境地,担心自己是否通过公开发声给在中国的家人带来更多痛苦。这是卑鄙的,”格雷夫说。

在2018年9月与母亲失去联系后,紫巴·穆拉特有一段时间曾经保持沉默。她告诉美国之音,她最初认为无所作为是她能为母亲做的最好的事情。她在新疆的亲戚告诉她,她的网络活动可能会对他们的事业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位住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34岁的企业分析师、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的母亲说:“保持沉默变得难以忍受。” 她说,她的家人还没有听到她的母亲古尔山·阿巴斯的消息。她是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退休皮肤科医生,在2018年底突然失踪。

她对美国之音说,“我内心仍然有一种恐惧,担心我可能会把家人置于危险之中。但如果我不说出来,那么谁会替我妈妈说话…我会越来越多地出来说话,直到他们释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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