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北京及华北地区接连推出清理违章建筑、拆除招牌露出天际线、以及为治理雾霾用天然气取代燃煤取暖等新政，引发舆论反弹，民众抱怨，其中一些措施不得不暂缓或变通实行，导致政府出现朝令夕改的被动局面。上述措施的利弊得失我们姑且不论，其中反映出的习时代新极权主义治理模式更值得关注。习近平位高权重，好大喜功；蔡奇等一众官员投其所好，只唯上，不唯实，不唯民。十九大确立党领导一切的路线，为何出师不利，接连失误？出台重大的公共政策事先有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有没有履行适当的程序？习近平能否从中吸取教训，改变政府极权，官员任性的局面？
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农民工贬习扬胡有原因 *
胡平说，农民工觉得与习近平比，胡锦涛时代更好。胡锦涛并非不折腾，而且也折腾了，比方征地拆迁引发不满。不过，和习近平相比，胡锦涛是小巫见大巫；习近平是大折腾、乱折腾，他要大有作为。难怪中国古人鼓励统治者要“清静无为”，认为皇帝不能好大喜功，否则的话会使得人们生活在不安宁中；习近平现在要实现个人心目中所谓的理想，以至于不顾一切、手段恶劣。这几件事情对人权的粗暴践踏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发生在世界人权日前后，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胡平：习近平认定只有自己“一夫刚” *
有分析说，套用习近平所谓的东西南北中的说法，党管得是否太宽？胡平说，这点是当然的。虽然实际上不可能管过来，理论上是可以管的。所谓极权主义也可以翻译成为全权主义，粗俗地说就是领导一切。 至于中国今天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极权社会，这点还可以争论，但是，习近平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极权社会，这恐怕是无可争论的。要做到这点，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社会，代价就是，一旦领袖变得伟大起来，民众就变得渺小起来。现在看来，正如梁启超曾经批评的，就是所谓的“一夫刚而万夫柔”，只有一人“是男儿”。要做到这点，压制住所有人就必然成为一种手段。习近平的做法从他的角度是为了改变首都面貌，实现他心目中的美好图景，因此有必要“动粗”来打压抗议和反对声音。确确实实，事后也出现了很多反对声音，看来，习近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还不太容易。
*胡平：赶 “低端”“猪不如”，统治者拒民意下强手 *
北京市这些做法是否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和专家论证，以及与民众沟通？胡平说，想必都没有。如果经过专家论证和与民众沟通的话，这些命令都不可能出台。政府把老百姓当成猪来驱赶，甚至连猪都不如。即便赶猪也会考虑猪是否会饿着冻着伤着和生病。手法的粗野骇人听闻。专制者拒绝倾听民意，是因为他们认为百姓不知好歹，哪怕对于为他们好的事情也不懂，也会“瞎反对”。所以，必须由统治者来代替。另一方面，统治者也清楚，自己有些做法明显违背百姓利益，因此当然不会获得百姓同意，所以要单方面强制执行。
胡平称，虽然当局在事发前没有经过专家论证和与百姓讨论，但是对于行动所引发的民众反弹和如何压制这些反弹，一定有过不少的考虑。三板斧接二连三推出，并非当局行事简单鲁莽；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天子脚下，可能不仅仅是凭借市领导这个层面的想法就能做到的。总之，如章立凡先生刚才说的，由种种现象的发生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和各种反弹，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水的确相当深。
*章立凡：三板斧启动大折腾 ，太子党是真老板*
章立凡说，习近平的三板斧意味着中国统治者告别了不折腾时代。十九大以后，中国进入伟大的习近平新时代，而且是中国特色。当局要制造新气象，包括清除旧时代的痕迹，比方说赶低端，拆招牌，还蓝天；胡先生说得好，统治者越要有为，百姓就会越痛苦。我也看过刚才那段视频和跟帖的留言。有一段很触动我，“窝囊点的领导人，百姓日子反而好过”。两三年前，亲耳听到一名小老板说，现任领导人上台后，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现在两三年过去了，情况更加有过之而不及。所谓的三板斧动作其实涉及了高、中、低所有层面。
章立凡说，城市管理是系统工程，赶走所谓低端或者无业者，北京物价会上涨，各种服务人员缺失和行业缺失也将导致生活不便，影响中产甚至领导层还有在京外交人员。很多人感觉到了变化。这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制造社会不稳定。而且其中的取暖问题明显是拍脑门决定，到10月份才突然宣布紧急煤改气。就是为了趁所谓十九大全面上位的“东风”，根本不顾实际情况，造成现在的供暖大片跟不上。据说中海油正在紧急进口天然气，原因应该就是供暖出现了大漏洞。说了这么多治国理政道理，书也出了第二本了，但是，明显脱离实际。还有，所谓不折腾，现在看，胡锦涛不折腾是因为没有本钱；团派本身就是打工族；太子党才是天生的、真正的老板。所以，后者敢于折腾，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本领和气场。总之，很多人的“中国梦”很可能因为这三板斧而破灭。这就是教训和讽刺。
*章立凡：地标招牌倒下，政治博弈露头 *
北京的三板斧是否其中体现了极权时代的致命弱点？章立凡说，现在看，本次三板斧套用民间的话，就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这可能成为十九大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挫折背后折射体制本身的各种矛盾。比方说所谓低端人口问题刚才说过了；拆除高楼大厦上牌匾问题，对于百姓来说，地标标志没有了，路也没法问了；其次，北京是一个水非常深的地方，这些标志有些具有政治意义，比方说由过去中央领导人题的字；再次，每座大厦后面都有一个到多个利益集团；最后，招牌拆除之后，大楼背后的水塔之类的设施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形成新的、更复杂的观瞻问题。招牌问题本来是市容问题，现在则可能变成政治问题，还可能变成政治博弈问题。总之，涉及的面儿很广。据说海淀区已经下了文件，要停止拆招牌行为，不过有待核实。
这种一声令下的强拆作风是浙江风格，夏宝龙当时拆教堂十字架时就是这种手笔。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可能就是把浙江的地方手法搬到京城，却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他也不明白，管理超大型城市应该怎么做，要考虑各方利益，管理要有全局观。地方干部因为任人唯亲的原因被提拔到关键位置，可能见识和能力胜任不了。现在这变成了考验：这样的人留任不利，不留任又牵涉到最高领导人的面子。
*章立凡： 党政不分政府虚化，总理只是打工仔*
至于北京的做法引发似乎都被归咎到党的领导人身上，章立凡说，这是毛时代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的延续。所有责任都由党承担，政府则被虚化。政府虚化现象在18大已经发生，总理变成一把手的打工者。所以，我们才看到，北京代市长陈吉宁在香港被记者问到北京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导致的侵犯人权事件时，他没有回答便一走了之。他只能不回答，因为确实没法回答，否则就是得罪同僚；而且，他也付不了责任，因为不是他下的命令。
章立凡称，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次开会提示，要求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这是否委婉表示不满，我不清楚。有些官方媒体也有类似发言，比方说《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检察日报》都对北京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对拆除牌匾事情进行谈论。这是否代表体制内可能存在的不同声音？如我刚才所言，其中有权力博弈和不同利益集团背后表达不满。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引发某些政治事件或者危机。而这都是领导人自己造成的，别人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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