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旅居世界不同地点的中国作家和出版人星期二在纽约表示，习近平上台后的过去两年里，中国当局在出版领域的控制更加严厉；有来自大陆的作家表示，异议作家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尽管他们都害怕坐牢。
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是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作家，曾发表过《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等文章。星期二他在纽约说，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作家都推测自己在一个黑名单上，都怀疑自己的手机在被监听或监视，
“这个时代相当多的异议作家，都害怕坐牢，但在某个程度上他们都做好了准备要去坐牢。我的朋友是个大学教授，也是个作家，他会做好了一切坐牢的准备。他说，写个声明发到国外朋友那里，一旦他被捕就立刻发表；他会事先写4到5份律师委托书，请不同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会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如果我被捕了你该怎么办。”
恐惧伴随每次出入境
他表示，出入境被拒的恐惧伴随着他每次出国和回国，“每次我从中国海关出来，我都特别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有个人会走出来，把我的护照拿走，说‘对不起，你不准出国’。这种事情在我的朋友中出现了很多次。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拿着护照出来了，就像我这次，回去时他们说‘对不起，你不准入境。’”
中国作为主宾国所参加的美国最大规模书展“美国图书博览会”将于星期三开幕，美国的人权团体将焦点集中到中国的审查制度上。
旅居英国的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郭小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她是个纯文学作家，她的作品最近两年不仅在大陆不能出版，现在连在香港也越来越困难，“香港的大部分，可能90%的媒体和出版业都是大陆化了，所以他们会担心，比如，哪些书不应该出版。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在中国出版的前景特别小。这些原因都是我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作，用一个直接的交流方式。”
放弃中国市场
她表示，在改用英文写作后，现在她甚至放弃了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念头，“其实我觉得媒体是越来越紧了。而在这种控制里，纯文学的东西被政治化了，被过度地政治化了。因为很多纯文学的东西会变成象征性的政治化。是个负面的后果，使得很多非政治的作家对中国的情况变得很敏感。现在是个很困难的时期。”
表面看中国的审查制度似乎仅涉及审查或删减了某个作家作品的部分内容，但在香港创办新世纪出版社的鲍朴说，实际上，中国的审查机器在删减作品时已经是这一审查过程的最后一道关口。他说，中国的审查制度始于作家开始创作之前，首先是自我审查，因为作者不会跟自己过不去，选一个不可能出版的题目来写；
鲍朴说，其次，出版社要对大量提交的初稿进行海选，如果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被选中“那意味着你已经通过了99%的中国审查，编辑在这里或那里删除一些内容，意味着他在试图为你工作，让你的作品得以出版。”
审查使作者犬儒化
不过，中国审查制度对作家造成的后果远不止于此。审查制度已经使许多中国作家变得犬儒化。慕容雪村说，在中国，试图挑战审查制度的作家甚至会被嘲笑。
“如果我要对我大陆的作家同行说，我要写一本关于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书，其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哗众取宠，是要作秀。’即使要写一本爱情小说，其中提到天安门屠杀，也会有人觉得，‘哇，你写爱情小说就写爱情小说好了，你为什么要把它跟天安门屠杀联系在一起？’”
美国最大规模的书展将于星期三开幕。中国是本次书展的主宾国。美国作家人权组织美国笔会中心，在书展期间将中国的审查制度作为关注的焦点，邀请了三位中国作家和出版人前来参加为被监禁作家发声的活动。星期二，他们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讨论中国的审查制度，晚上还将出席笔会主办的另一项活动。
对中共执政寿命共识高
慕容雪村表示，至少在他的朋友圈内，人们对中共执政的寿命有着很高的共识，虽然他并不认同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给出的有关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理由，
“去年在北京有一次聚会，有23个人，有作家、学者、教授、富商，也有前政府高官。有一个人问：‘你们觉得共产党还能统治多少年？同意10 年的举手’，有几个人举起了手。又问‘20年之内？’所有人都举手了。”
他表示，他生活在中国，能感觉到一种变化。“那些很不起眼地发出的种种信号，你能感受到每个人都感到不满，每个人都在愤怒，每个人都在嘲笑。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更加重要。”
慕容雪村指出，中国的群体抗议事件“数字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最近发生的事件人数都超过3万。”他说，专门研究中国抗议运动的人发现，30多岁以下的中国人是抗议的主要人群，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地加入其中，不同城市间的连锁反应也已出现。
他表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为这样的群体抗议事件提供了基础，“地方官员的收入越来越少，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们宁可不去做事，也不去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