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服贸协议，我去年因台湾朋友需要帮其详细解读过部分内容，认为那是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块巨大的铺路石，达成之后，两岸“和平统一”水到渠成。
先说服贸协议的问题。
*服贸协议：问题产生于两地制度差异*
这服贸协议的条款，大体上是双方在许多领域的互相开放，台湾允许大陆资本进入，大陆亦允许台湾资本在相同领域投资，只是在投资形式，如合资独资等上面有具体的股份设置规定。
真正的问题在于协议之外，即两岸的政治社会体制不一样。台湾已经民主化，实行自由市场制度，没有行业准入的各种政治限制。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是在政府管控制下的半行政化干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的国家与任何民主国家的交流，很容易凭借制度的不同，获取利益。以下我先举例说明。
以媒体业而言，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承诺今后数年内逐步放开。此后，中国在海外大肆推行“大外宣”计划，新华社多语种媒体在美欧及全世界相继落地并设立记者站，收购英文媒体，各种外宣刊物如雨后春笋。以美国为例，所有由中共控制的媒体（包括网站）可以自由地批评美国的一切，从政治、外交政策到经济社会，尤其是中美关系上的评述几乎就是新华社与《环球时报》的翻版。
2014年 3月12日 ，台湾立法院有关服贸协议审议还没开始，就围绕程序问题相互呛声，会场混乱。民进党立委占领主席台，国民党立委抗议 。（美国之音申华拍摄）
外国媒体不但没有得到相同的待遇，反而受到严厉控制。中国高层领导和政府文件多次重申，外国政治类新闻媒体不准进入中国。即使进入中国的外国记者，其报道也会受到各种干扰，每年一次换发签证的制度就是迫使外国记者自律的重要手段，不少记者因为发表过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报道，被停发签证，如路透社的慕亦仁，被迫中止在中国的记者生涯。2013年12月《纽约时报》与彭博社因为报道过中国高层家属的腐败故事，两家媒体的几十位记者在换发签证时遇到的阻碍就是一例。彭博社为了在中国传媒市场立足，最近已由董事长公开表示，该社此后不再在中国做商业经济之外的报道。
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造成的结果就是：进入你的国家，我利用你的自由做我想做的一切；你进入我的国家，我用我的专制手段，限制你的自由，迫使你乖乖就范。
中台服贸协议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其他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台湾与中国特有的复杂关系，台湾几乎没有任何修改规则的能力。
*服贸协议可以实现大陆对台湾的吞噬*
我对服贸协议的一点研究，缘自2013年12月一位台湾朋友的请求。这位朋友曾就其中关于印刷业开放等几个问题向我咨询。服贸协定中有这样的条款：台湾应对中国开放印刷及其辅助服务业，同时北京也允許台资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企业，从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大陆方投资应当控股或占主导地位。
从条款看来，似乎不平等只体现在大陆可在台湾独立投资，台资到大陆则需要合资且不能居控股地位。但真正的要害不在这里，在于台湾与大陆对印刷业的定位及管理方式完全不同。台湾是民主社会，印刷业是作为纯粹的工商业来管理；大陆是个专制社会，控制思想与意识形态，各种印刷品如报纸、期刊、书籍、年画、图片、挂历、画册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等，统统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列入审查范围，印刷业因此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涉及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宣传的特殊领域，归口于新闻出版总局管理，同时还要到公安局报备。《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15号）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出版物印制许可证向公安部门申请，经核准，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
由于报纸、期刊、书籍、图片等类印刷品承载的内容必不可免涉及政治，国内印刷业分国营、民营、外资等三大类，这些企业从事的印刷经营种类，在申请执照时均有规定，执照不得转让、出租。
中国人在报刊亭浏览。中国印刷业发达，报刊众多
《印刷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是条纯粹的政治规定：“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不得印刷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的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出版什么书籍，出版社有自我审查过程，向上级机构申请书号及印刷许可时，印刷物在出版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审核批准，取得出版物印制许可证，就是一个政治审查过程。
十五条所说“国家明令”涵盖面极广，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的、反对政府的、有关党与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对台湾政策及对外政策的，有关文革、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异议人士的书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去世的，都不准出。以上禁令，都是历年不断通过内部文件、电传、电话等口头指示不断下达的，而且从无废除之说。官员退休后要出回忆录，也有专门规定，需要特批，比如中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特批，批后出版需要审稿，这就是《李鹏日记》在香港都不能出版的原因。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判刑入狱）因为生命垂危，不顾禁令，出狱后在死前将其日记在香港出版。
除了政治限制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台湾民众包括学者也不一定能够想到的，即台湾印刷业的实力远不如中国大陆。中国印刷业经过2010年代近十年整合，形成不少非常有实力的大型国企，无论从技术实力还是资本规模，台湾企业与之相比，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因此，服贸协议当中印刷条款的落实，将是大陆资本长驱直入台湾印刷业，整个台湾印刷业将沦为大陆政治工具，这与极小部分台商到中国赚几个小钱的利益相比，其中利弊非常清楚。
*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段铺路石*
台湾的反服贸活动，从3月18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我赞赏台湾青年学子们的勇气，但我也深知台湾的命运，在多年来与大陆的多层次互动中其实已经注定。从其命运走向来看，反服贸协议行动只是大陆对台“温水煮青蛙”过程中最后的N跳之一。国民党在与民进党争斗中挟共自重，对北京形成极强的政治依附，大陆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也非常严重。从经济上来看，台湾的产业早已移往大陆，其GDP广义上有70%与大陆相关。如今台湾经济空心化，青年们的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服贸协议一旦签订，台湾经济将被大陆资本掌控。用台湾资深媒体人胡忠信的话来说：“这次大学生完全站到第一线，服贸协议（只）是个引爆点。服贸协议签署给弱势者、低薪族或年轻人的感受是：我的未来被出卖了，所以他们站了出来。”
对香港大陆化的厄运。港人已有非常痛切的总结。李怡说，“香港曾经是台湾人殷羡的榜样，今天沦为台湾人的前车之鉴，除了中共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之外，最关键的是许多港人没有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园，只管赚钱或捞取政治经济利益，未必愿为公义牺牲经济利益。”台湾青年对此已有初浅体会，推特上出现一张照片，上书“爷爷革命，爸爸才有票投；爸爸乱投票，儿子就得革命。”我认为这段话总结得极有道理。
如果说香港大陆化的命运是“天注定”，港人多少有点无可奈何，那么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化，其中责任至少有一半得由台湾政界及商界承担。台湾与香港不同，本是一个独立的民主政治体，皆因台湾80及90后的父辈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大陆淘金、包二奶，沉迷于花天酒地，毫不顾及台湾这个家园的前途，因为政治短视迎合北京政府投票，导致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反服贸活动，只是台湾90后一代向父辈讨债的开始。
服贸协议，我去年因台湾朋友需要帮其详细解读过部分内容，认为那是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块巨大的铺路石，达成之后，两岸“和平统一”水到渠成。
先说服贸协议的问题。
*服贸协议：问题产生于两地制度差异*
这服贸协议的条款，大体上是双方在许多领域的互相开放，台湾允许大陆资本进入，大陆亦允许台湾资本在相同领域投资，只是在投资形式，如合资独资等上面有具体的股份设置规定。
真正的问题在于协议之外，即两岸的政治社会体制不一样。台湾已经民主化，实行自由市场制度，没有行业准入的各种政治限制。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是在政府管控制下的半行政化干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的国家与任何民主国家的交流，很容易凭借制度的不同，获取利益。以下我先举例说明。
以媒体业而言，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承诺今后数年内逐步放开。此后，中国在海外大肆推行“大外宣”计划，新华社多语种媒体在美欧及全世界相继落地并设立记者站，收购英文媒体，各种外宣刊物如雨后春笋。以美国为例，所有由中共控制的媒体（包括网站）可以自由地批评美国的一切，从政治、外交政策到经济社会，尤其是中美关系上的评述几乎就是新华社与《环球时报》的翻版。
外国媒体不但没有得到相同的待遇，反而受到严厉控制。中国高层领导和政府文件多次重申，外国政治类新闻媒体不准进入中国。即使进入中国的外国记者，其报道也会受到各种干扰，每年一次换发签证的制度就是迫使外国记者自律的重要手段，不少记者因为发表过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报道，被停发签证，如路透社的慕亦仁，被迫中止在中国的记者生涯。2013年12月《纽约时报》与彭博社因为报道过中国高层家属的腐败故事，两家媒体的几十位记者在换发签证时遇到的阻碍就是一例。彭博社为了在中国传媒市场立足，最近已由董事长公开表示，该社此后不再在中国做商业经济之外的报道。
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造成的结果就是：进入你的国家，我利用你的自由做我想做的一切；你进入我的国家，我用我的专制手段，限制你的自由，迫使你乖乖就范。
中台服贸协议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其他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台湾与中国特有的复杂关系，台湾几乎没有任何修改规则的能力。
*服贸协议可以实现大陆对台湾的吞噬*
我对服贸协议的一点研究，缘自2013年12月一位台湾朋友的请求。这位朋友曾就其中关于印刷业开放等几个问题向我咨询。服贸协定中有这样的条款：台湾应对中国开放印刷及其辅助服务业，同时北京也允許台资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企业，从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大陆方投资应当控股或占主导地位。
从条款看来，似乎不平等只体现在大陆可在台湾独立投资，台资到大陆则需要合资且不能居控股地位。但真正的要害不在这里，在于台湾与大陆对印刷业的定位及管理方式完全不同。台湾是民主社会，印刷业是作为纯粹的工商业来管理；大陆是个专制社会，控制思想与意识形态，各种印刷品如报纸、期刊、书籍、年画、图片、挂历、画册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等，统统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列入审查范围，印刷业因此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是涉及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宣传的特殊领域，归口于新闻出版总局管理，同时还要到公安局报备。《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15号）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出版物印制许可证向公安部门申请，经核准，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
由于报纸、期刊、书籍、图片等类印刷品承载的内容必不可免涉及政治，国内印刷业分国营、民营、外资等三大类，这些企业从事的印刷经营种类，在申请执照时均有规定，执照不得转让、出租。
《印刷管理条例》第十五条是条纯粹的政治规定：“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不得印刷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的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出版什么书籍，出版社有自我审查过程，向上级机构申请书号及印刷许可时，印刷物在出版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审核批准，取得出版物印制许可证，就是一个政治审查过程。
十五条所说“国家明令”涵盖面极广，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的、反对政府的、有关党与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对台湾政策及对外政策的，有关文革、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异议人士的书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去世的，都不准出。以上禁令，都是历年不断通过内部文件、电传、电话等口头指示不断下达的，而且从无废除之说。官员退休后要出回忆录，也有专门规定，需要特批，比如中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特批，批后出版需要审稿，这就是《李鹏日记》在香港都不能出版的原因。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判刑入狱）因为生命垂危，不顾禁令，出狱后在死前将其日记在香港出版。
除了政治限制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台湾民众包括学者也不一定能够想到的，即台湾印刷业的实力远不如中国大陆。中国印刷业经过2010年代近十年整合，形成不少非常有实力的大型国企，无论从技术实力还是资本规模，台湾企业与之相比，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因此，服贸协议当中印刷条款的落实，将是大陆资本长驱直入台湾印刷业，整个台湾印刷业将沦为大陆政治工具，这与极小部分台商到中国赚几个小钱的利益相比，其中利弊非常清楚。
*服贸协议：中台一体化的最后一段铺路石*
台湾的反服贸活动，从3月18日开始，目前还在继续。我赞赏台湾青年学子们的勇气，但我也深知台湾的命运，在多年来与大陆的多层次互动中其实已经注定。从其命运走向来看，反服贸协议行动只是大陆对台“温水煮青蛙”过程中最后的N跳之一。国民党在与民进党争斗中挟共自重，对北京形成极强的政治依附，大陆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也非常严重。从经济上来看，台湾的产业早已移往大陆，其GDP广义上有70%与大陆相关。如今台湾经济空心化，青年们的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服贸协议一旦签订，台湾经济将被大陆资本掌控。用台湾资深媒体人胡忠信的话来说：“这次大学生完全站到第一线，服贸协议（只）是个引爆点。服贸协议签署给弱势者、低薪族或年轻人的感受是：我的未来被出卖了，所以他们站了出来。”
对香港大陆化的厄运。港人已有非常痛切的总结。李怡说，“香港曾经是台湾人殷羡的榜样，今天沦为台湾人的前车之鉴，除了中共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之外，最关键的是许多港人没有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园，只管赚钱或捞取政治经济利益，未必愿为公义牺牲经济利益。”台湾青年对此已有初浅体会，推特上出现一张照片，上书“爷爷革命，爸爸才有票投；爸爸乱投票，儿子就得革命。”我认为这段话总结得极有道理。
如果说香港大陆化的命运是“天注定”，港人多少有点无可奈何，那么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化，其中责任至少有一半得由台湾政界及商界承担。台湾与香港不同，本是一个独立的民主政治体，皆因台湾80及90后的父辈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大陆淘金、包二奶，沉迷于花天酒地，毫不顾及台湾这个家园的前途，因为政治短视迎合北京政府投票，导致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反服贸活动，只是台湾90后一代向父辈讨债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