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4号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但是持续整个夏天的香港抗议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划下休止符。相反，抗议者继续抗争，呼吁满足他们早先提出的“真普选”和取消“暴动”定性等在内的五大诉求。
有分析称，虽然修例是引发抗议活动的导火线，但是，“将抗议活动维持下去的，是对中央政府及其对香港加强控制的做法更为广泛的不满”；香港正与大陆渐行渐远。
移居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能够感受到与大陆之间 “墙外”、“墙内”的互动和共鸣；墙外的言论能在弥漫开放气氛的大陆引起很强的回应，尽管当时大陆的开放无法跟香港的自由开放相提并论。不过，随着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幕落下，就是八九六四的发生，大陆对开放的进程实施了控制，直到今天习近平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完全倒退。
金钟说：“从我主编的杂志以及整个香港新闻界与大陆的关系就能看出这种变化，就是我们感到越来越艰难。开始的江、胡时代还不敢把八十年代的开明之风予以完全的压制，我们与读者之间的来往交流仍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到了最后习近平时代，就目睹了全盘封杀，就是所谓的‘算总账’。”
《纽约时报》说，对于香港目前的局势，习近平不但没有化解和控制危机，反而一直帮助扩大中央政府与许多香港民众之间的政治鸿沟。
不久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待“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代表团时说，“香港回归二十二年了，人心没有回归”，所以要对香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对香港实行“三去”---- “去殖民文化、去特殊化、去美国化”；“特别不能允许香港挑战中央权威，绝对不能允许香港一些人对内地进行渗透性和破坏性活动”，等等。
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感每况愈下；相比上一代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去中国化意识最强烈的恰恰就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成长起来的香港新一代。他们的口号就是“让香港做自己的香港”。
林查理说：“他们长大的时候已经是中国的统治下了。他们很清楚看到了中国统治下香港的状况----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机会发生了变化；他们看到，自己的机会也在逐渐流失，看到香港的未来不是他们的；香港独有的身份也在改变，觉得香港慢慢不再属于他们。”
林查理还说，中共打压香港传媒，香港人的声音无法全部传递出来，也使得在中共爱国教育下成长的新一代更加叛逆于中共。
至于中共最忌惮的“港独”，林查理说，其实，港独的声音本来很小，连香港人自己也都会忽略不计。这个声音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大，是在中共官媒的批判声中被炒作才提高了分贝。
多年前从香港移居美国的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席刘雅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实际上在给自己制造一个巨大的麻烦；港独虽然在97年主权移交之前有过一些讨论，但是声音并不大，而且很快就消失了。
刘雅雅说： “中国对香港的侵蚀太厉害，而且对香港人施压太严重，以至于香港人不 再感觉自己有个安全的未来。中国政府实在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而不仅仅从自己想控制一切的角度看。他们必须承认，他们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不能控制人们想自由表达的愿望；他们需要重新思考应该如何管理香港；不能用管理西藏和新疆的手法来管理香港。”
刘雅雅说，而且，中国外交部还说过，中英联合声明不再有效。这种不守信用的做法只能在未来失信于香港人；如果不重建自己的信誉，香港很难平静。刘雅雅指出，事实上，中国政府需要突破思维定势，兑现承诺，允许香港实行真普选。这对现在的局势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是，看起来中国政府不想突破思维定势，而总是因循守旧，总是倾向于认为可以通过武力、通过控制来达到目的。
香港知名获奖作家颜纯钩不久前在致香港警察公开信中说，香港的年轻人“为什么冒死做一番抗争？他们真的是拿了外国的黑钱来卖命的吗……他们是不忍心看香港沉沦下去，要用生命来维护一个让所有香港人都安身立命的老好香港…....你认为香港的制度好，还是大陆的制度好？你希望未来的香港像今天的大陆，还是未来的大陆像今天的香港？”
少年时代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张一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的文化 意识形态和中国大陆人的意识形态是有蛮大差异的…....问题在于，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应该怎么去认识这个差异。我现在感觉到的，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想赢得香港人心，在作出任何决策的时候要首先询问香港人民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流程应该要有。”
张一夫说，比方说在美国，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首先得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像中共这样做出一个决定之后告诉民众下一步就会执行，长期具有民主自由概念的香港人就不会去接受。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去年公布的香港人身份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指数显著升高，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身份的认同指数则最低，排在“亚洲人”和“中国人”之后。
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说，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往往基于这个国家或地方能否给予一份归属感，这份归属感不一定要建立在国家富庶或强盛上，而是国家能否给予一股道德的力量以及道义的感召；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拳头”及金钱来要求大家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反“送中”运动爆发不久时，香港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在撰文《纽约时报》时称，如果“香港与北京的斗争取得成功，这有助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通过世界的道德仰慕而非枪杆子赢得权威”；道德威信是最强大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