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州大学(USC)的美中研究所9月17号主办了名为“香港：现在和未来”( Hong Kong: What Now? What Next?) 的跨洋专家讨论会。在美国和香港的专家聚焦香港局势，用统计数据分析香港本次反“送中”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的社会构成和动机，以及抗议活动走向暴力化的深层原因。
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岭南大学等机构的民调专家、媒体专家和政治与社会活动专家，分别从各自领域的调查数据着手，对香港本次的反“送中”浪潮进行了剖析。
钟庭耀：抗议者丧失制度信念
独立智库“香港民意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前总监钟庭耀博士指出，“送中条例”出台之后，无论是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率，还是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北京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都大幅下挫。
比方说，受访者今年7月12号对港府和北京政府的信任度，都是1997年7月12号以来的最低点。其中，对港府的信任度22年前的7月12号超过40%，今年7月12号为-34%；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度22年前的7月12号为0%以上，今年7月12号为-40%。
对于“送中条例”，在“强烈反对”、“比较反对”、“一半反对”、“比较支持”、“强烈支持”和“不清楚”六个选项中，所有1,002名受访者中，69%表示反对，其中56%“强烈反对”。按年龄段划分，14到29岁年轻人91%都反对该条例，其中“强烈反对”的比例为78%。文化程度而言，受高等教育者表示反对的占83%，其中“强烈反对”的71%。
钟庭耀说，他认为，缺乏信任也是本次“反送中”运动的一大特点。 他说：“即便是参加运动的年轻人，他们也不大信任彼此；他们对制度失去了信念。他们宁可自己单独行动，也不愿意受到某种中心的领导。悲观和失望导致他们倾向于用反叛的方式对付前线警察。而其中一部分年轻人越来越愤怒，会倾向于宣泄自己的愤怒，包括考虑移民和要求通过启动政治改革来改变整个系统。”
李立峰：“反送中”愤怒指向港府而非北京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任李立峰博士(Francis Lee)主要研究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媒体与抗议之间的互动。
李立峰说，对于港府的“修例”举动，受访者中反对的比例为47.2%，支持的23.8%，无所谓的24.9%。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暴力或者说警察滥权事实上成为公众全面关注的焦点 。他和团队所做的民调显示，在抗议活动的第二周、第三周和第四周，受访者中要求彻底调查警察暴力的比例分别是74%、80.1%和80.6%；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辞职的比例是52.2%、58.9%和64.6%。
李立峰认为，因为形势的发展，也因为抗议的持续升级，情况多次证明，警方的确存在过度使用暴力的现象，而他们没有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法律和规定。所以，当抗议活动还在继续的时候，警察倒成为了人们抗议的主要目标之一。
李立峰说，关于抗议者诉诸暴力的现象，他领导的团队拟出的问题是：“你是否同意‘当政府不回应大规模和平抗议时，抗议者采取激烈手段可以理解’的说法？”受访者中表示同意的占55.7%；不同意的26.9%；无所谓的15.2%。
对于香港抗议出现暴力冲突究竟谁应该负责，50.5%的受访者认为责任在港府；17.8%认为是北京中央政府；18.5%认为警察应该负责；11.6%认为是境外势力。
就是说，对警方执法的不满导致后来提出独立调查警方暴力的诉求。此外，大众总体对北京司法系统是不信任的，所以才会如此反对“送中”。特别有意思的是，民调显示，香港人不满的对象主要并不是北京政府而是香港政府：他们对香港政府反应民意速度之慢不满意。
李立峰说：“香港、大陆两个制度，相当于有一道防火墙围住香港，使得它能够享受到大陆民众享受不到的一些权利。现在，眼看香港的防火墙要被拆除甚至在倒塌，墙内的人肯定不会把愤怒投射到墙外的北京政府身上，而是投向墙内那些正在拆墙的人。”
李立峰认为，抗议活动没有停止，是因为抗议者让活动变为有两个目标的运动，即短期目标--彻查警察暴力；长期目标--解决导致政府对公众意见不反馈的基本结构问题。
袁玮熙：抗议动因是政治而非经济
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香港社会运动的学者袁玮熙博士(Samson Yuen)说，他的团队6月9号以来做了总共22次抗议现场民调，具体方式是手机上网扫二维码回答问题、手机上网回答问题和面对面纸张回答提问。他们采集的样本超过一万人，回应率超过85%，超过60-70%的国际平均水平。
袁玮熙表示，香港缺少民主的现实导致人们更加愿意在抗议现场与研究人员和记者们谈话。他组织的现场民调显示，抗议者男性（54%）略多于女性（46%）；超过70%的抗议者在40岁以下；超过50%在30以下；他们的教育程度较高，超过75%自称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24%为中等教育程度； 社会阶层则是中产51%，草根41%，阶层不详者7%。
对于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动机，袁玮熙说：“要求主要领导人，比方说林郑月娥辞职并不是最重要的诉求，说明抗议者并不是寻求快速改变体制。他们开始时要求政府撤回送中提案，后来抗议警察使用暴力，并且要求通过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暴力问题，以及重启政治上的改革。他们指向制度，而不是要求某些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和下台。”
袁玮熙指出，抗议者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从他们后来提出的五个诉求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诉求的份量也在变化。开始的重点是撤回提案；警察暴力的重要性一开始比不上要求撤回提案，但是后来取代了提案的重要性；重要性逐渐上升的是呼吁实行普选。这个呼吁在七月初位置还非常低，但是后来成为与警察暴力同等重要的问题。所以，抗议者也在学习，他们的重点不断调整，从关注提案本身到要求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上的改革。
此外，袁玮熙的调查还显示，在互联网上分享抗议资料、在互联网上支持抗议、签署网上请愿信的人数，从8月第二个星期到8月第五个星期都呈直线上升状态。
总之，本次“反送中”抗议活动对香港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它加剧香港社会的对立。无论是职场还是家庭，抗议事件都容易导致立场对立而产生火爆局面。其次，香港人的媒体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就是更多地转向从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最后，媒体也有夸张的成分：事实上抗议活动对香港人生活的影响在周末时大一些，平时基本上市民按部就班。
而抗议的动机，经济不是主要原因，更多是社会、政治因素。历史上看，香港过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是由政治因素引发而不是由经济原因导致。
